我终于有勇气提起北蔓，有勇气触碰连呼吸都被凝结成粒的许多个夜晚。自从姑妈走后，关于老家的意义就像一首旧体诗般，在童年实质的回响里消亡了。从此我裹挟着北蔓向更远处迁徙。但我从未完成与它的告别，没有一场尽善尽美的仪式来宣告这个命题，无数次的，在梦境里，在路途里，它一次次地枯萎，又一次次的苏醒。
1988年的冬夜，那天晚上，姑姥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跟随着年前大姑妈的离去一同完成了一次悲心的仪式。那年的冬夜就好像杀红了眼的暴徒，撕扯着她生活中原本就不再完整的枝叶，最终只为这个家留下了一个女人。那年还没有我，我从未知晓姑姥爷的模样，那时并没有留下多少照片，只有含糊的，跋戾的记忆不断窥视这场苦生，我对于姑姥爷的印象便仅停留于他去世之前的那句叹息——阿财需要一个妈妈。
凭此，姑妈便成了大姑妈老公的妻子，阿财的母亲。姊妹二人一齐陷在同一场粘稠而生疼的婚姻里。
没有人对此抱有多少隐痛感，因为姑妈就那么嫁了，悲喜无增般的从容。就像一滴油落入汪洋，圆滑地感染了所有人的生活后，没有人察觉到一丝不安。这种淡漠持续到我开始萌生不同于天真孩童的觉知，就好像这种静谧无趣寥然平淡的生活里陡然间刺痒难耐，不该滋生的恨意滋生了出来。
我爱姑妈，我爱她的善良，但当它成为一种懦弱卑微的代名词时，我开始讨厌被安排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与一味忍让的她。
我想起我曾经把这种异常的厌恶感施加在比我小五岁的阿财身上，我会拿二楼橱柜上的生肖木雕偷偷地砸他的脑袋，假装成小孩子间无意的打闹；在四下无人时偷偷地在他面前用最刻薄的话贬斥他父亲——也就是我大姑父的无能；我也曾经无数次哭闹着把各种伤痛栽赃于阿财，试图用自己稚嫩的方式逼迫姑妈离开这个令我不适的家庭组合。
那时候我才十岁，自认为一身正气，没有一堵墙可以阻挡小小的人儿把姑妈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直到很多年以后，自己早已离开北蔓里所有崭新的破旧，亦被不同的事和人缠绕，站立在觉与醒的边界上，才突然觉察到其实我才是姑妈所有不堪经历里最暴烈的施行者之一。我原以为我的父母能够如此傲然屹立于生活的浪涛里，姑妈也该是个洒脱的人。可惜生活给予我的豁免权并未施舍于她，她独自沉默着，抵挡着苦难的命运，在我的哭闹化为利刃扎刺在她心房深处时轻易似的撇开剧痛，容纳了所有的污秽，依然地活着，表面平静如水，暗地呀呀切齿，内心面目狰狞。
姑妈是除了父母外最疼我的人，比之于阿财，她作为母亲的客体在我的身上仿佛投射得更远。而于我，有她在的童年便是圣地，以至于她去世后，我时常在朦朦胧胧的疼痛里梦见某个夏日里的菜田与河对岸低矮的屋檐，隐约间仍能触及到井水趟过的水道带给脚底心的冰凉，从邻家偷摘来的红柿的酸甜，还有夕阳落下帷幕时，远方燃灭的柴薪。那时姑妈就站在田边的水塘那儿，扯着嗓子喊我回去吃饭。我在田里兜转了一圈又一圈，蝉鸣促成旋涡般的循环，菜田的边际倾轧过去，拉得比记忆中更为广阔。然后惊醒，却再也寻不到那个通往她的田垄与塘沿。
她的离开就告示了我体内的一部分同时的死去。也正是那时候，我才真正深刻地回想起姑妈在傍晚乘凉时与我说起过的话。她常说，妮儿，我特别怕你有天开始懂我了。后来我真的懂了，也就离开了北蔓，带着一层由无知向伶俐转变时扎根在生活里的刺。
北蔓人是枯萎的。如姑姥爷，如姑妈，如我，这个北方小小的乡土一隅被庞然的枯萎笼罩，把每个北蔓人花了十数年建构的壁垒层层轰塌。那就像它的名字那边，那些崩塌的枝蔓会再次堆积起来，重新建构人们扎根在土里的欢愉。
我与北蔓分离了很久，几乎与姑妈的分离一般久远了。但在身体无数次下沉里，我仍旧清晰地想得起她厚实而粗糙的手掌与手心的温热。
在某个夜晚，我陡然从火车上惊醒，车厢正与窗外的野地擦肩而过，一片漆黑。除了几个男性沉闷的鼾鸣，寂静万分。头顶上方的空调吹得生冷，外部连点成线的路灯灯火把北面窗影的轮廓黯淡地投射到车厢侧墙体上。我凝视着那些剪影，突然耳边传来一声熟悉的叹息，伴奏着敲击轨道的轰鸣宛如一浪浪的童谣。那一瞬间，我看见窗外露出一块熟悉的低矮屋群，忽想起那声叹息的声音，曾在数不清的黄昏里，扯着嗓子喊：“妮儿——回家吃饭——”。
我正在经过北蔓。而再贪玩的孩子，在落日之前也总是要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