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时期（15世纪中叶-18世纪60年代）
东浪西输：于逃亡之路生发的科学之花
凯尔卡门一战后，君士坦丁堡归于土耳其人之手。这也意味着，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与当地民族争斗约1500年的东罗马帝国，将在数以万计的学者、商人、农民逃向西方后，化作夏日歌吟的飞鸟，在梦中飞向君士坦丁的时代。
这逃亡的队伍中并不只有人的存在，还有他们带去的文献、典籍，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思想，根据一般帷幕外的历史，这些书籍的影响也就大部分被局限在了催生那在后来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上，所以在这之后，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人类开始进入现代历程。
但实际上，由于其中夹杂着的科学资料，西欧的神秘学有了更长足，或者说“飞跃性”的进步。于是，在130多年后的比萨斜塔，铁球落下，科学诞生。
在这涌向科学与理性的浪潮中，帷幕内的基金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基本都来源于对SCP-055的收容建立，通过一定的反概念手段，复原了原本零落成尘的科学概念，于是重力、惯性、加速度便更容易被伽利略，伯努利这样的人所发现。“第一次物理学大爆发”，主笔者这样叫它。
如果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让西欧得以汲取古老的“新智慧”的话，那么基金会就是像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从无法描述的虚无中复活了那本该鲜活的概念。在基金会官方整理的简史中，把这个时代称作“东浪西输”的时代：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萨洛尼卡的收容建立，让不可估量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了死气沉沉的西欧。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历史资料的缺失是无法避免的。对于那一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无数草蛇灰线似的伏笔就埋藏在目光所及之外，在之后的世纪中纷纷重见天日，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大陆新日：血与火下的必要之恶
与此同时，在旧大陆之外，欧洲各国的航海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些自欧罗巴鱼贯而出的航船中，不乏基金会的身影穿行其中。
拿西班牙举例，到十六世纪中叶，除葡属巴西外，北起墨西哥，南至阿根廷南端合恩角，整个中南美洲大陆基本上被西班牙人征服。而在这之中，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水手和充分的后勤物资保障，让西班牙人得以在美洲陌生的环境中得以大展拳脚。帮助殖民者奴役原住民固然是一种罪行，但在那时的基金会看来，这确实属于“必要之恶”的范畴。
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基金会在这片充满机遇的“新大陆”立下坚实基础的时期。从北冰洋沿岸的巴芬岛一路漫延至与南极大陆隔海相望的火地岛，皆坐落着基金会的研究区、工坊、哨站。这一选择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基金会成功地赶上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步伐，在机遇、财富和异常并存的新大陆，寻得了其开展业务的绝佳空窗期——事实上，由于当时敌对GOI刚刚兴起，异常事务的领域也就只有基金会的存在。
事实证明选择有时比努力更重要：时代变迁大位易主，1588年西班牙那场耗费千万（达克特）的大远征，就是基金会提供的最后一轮援助了，在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陨落后，他们转而向七年前新生的荷兰共和国抛去橄榄枝，在二十一年的合作友谊后，基金会也成功搭上了海上马车夫的舟船，在古老的亚、非两洲重拾着前代零散的收容资料。也就是在那时，基金会第一次和中华大地上的异学会有了交集。
说来奇怪，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的土地上时就已经有交流的，就算是由于投靠西班牙而导致与葡萄牙人关系紧张，但1580年的那场合并之后，基金会也早该发现这一组织了。但历史，往往就是充满了巧合：基金会那时一心在新大陆大展拳脚，无心将目光投向东方；而异学会正在万历皇帝的指令下寻找山川异宝，虽不像那位万寿帝君那样钟于仙道，但也足够让道士们疲于奔命，更别说去洋鬼子的地盘探查了。
与此同时，基金会也不忘了在新霸主的身上投一份注：可以说，在广大的殖民地，每一面新日不落帝国的旗帜下面，都少不了基金会的物资和在其荫蔽下所建立的早期站点。就这样，在三百多年的国运轮转中，基金会可谓极尽见风使舵，就连从未真正登上霸主地位的法国，他们也有所染指。于是，在蒸汽鸣响的前夜，基金会随这个时代一起，完成了全球化的宿愿。
铸序时期（18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蒸汽先驱：来自基金会的水火交融
正如帷幕外的历史书籍所记载：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明，组成并推动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但要补充的是，这些发明并非偶然所得。它们之前皆沉溺在乱序的时空虚无中，在基金会数百年的辛勤劳作之下，才终得以重见天日。于是它们被投放到各个工坊，或是某个满脑子都是发明的主人家中——或许你会心存疑问：基金会所为何意？从前文的记叙中，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基金会往往唯利是图，不计手段。这次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是一盘绵延近三百年的赌局。而投放的那一夜，便是轮盘转动之时。
空余
破序时期（1911-1954）
一战枪响：阿加迪尔的“陈年旧案”
基金会对于萨拉热窝引爆的大战，绝对不能说是“早有准备”，实际上，由于O5议会成员的多元国籍来源（以及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原因），哪怕在开战后，基金会也并未作出快速的反应。
相反，他们在多次低效率的争吵后，只拿出了一套三年前，在阿加迪尔危机后草草作成的紧急预案。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原本和基金会保持紧密联系的各国超自然组织，彻底失去了继续合作的兴趣，纷纷解除了和基金会的盟约。至于这些离开的“合作派”和各国的“本土派”组成“盟军超自然联盟”（AOC，又称联合超自然同盟）的故事，都已经是后话了。
在一战中的分裂，可谓是基金会创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据相关资料表明，时任O5-1（德国籍），05-4（奥地利籍）等人多次否决任何同有关同盟国军事集团，尤其是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有威胁性，甚至是不利影响的决议。由此导致了一战期间，基金会在欧洲相关事务的处理上，长期以灾难性的效率行事。
至于远离欧洲大陆的事务，则并未被因空间阻隔而模糊不清的争吵声所影响，一切都基本保持着基金会应有的效率和风格。然而，不知是欧洲的O5们一时昏头，急切地想在基金会的议事桌上取得凯旋，频繁地提出有关欧洲地区的议案，抑或是近二百年来，在欧洲地区的大笔投入所打下的坚实网络，使基金会对该地区的洞察远远超过对偏离世界中心的殖民地的了解——无论是哪种原因，在这一时期，关于欧洲以外的事务，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所幸，在基金会几百年的历史中，“党争”和“私欲”两个严格违背基金会准则的词语出现的频率一直处于些微的状态，尤其是随着时间长河接纳了名为近代化的径流补给后，这本就不多的出现次数更是变得少之又少。而这次在一战期间上演的闹剧，同样也没有持续太久：在一战结束后，随着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战败，一份又一份的条约如同战场之外的屠刀，无数次落在了战败国民众的身上——而战胜国人民的日子也不好过，每日除了那空无虚幻的胜利，便再无值得挺起腰板的理由。
儿童在仇恨中成长，学生在迷茫中探索，老兵在恐惧中度日，农民在苦闷中劳作，工人在剥削中挣扎，收容物在争斗中流失……这一切的一切，让基金会认识到了他们顶头上司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漠视和争端是多么可笑，多么没有意义，多么不“基金会”。由此，O4议会1，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一致的不满浪潮和O5自身的愧怍，成功在协商中迫使O5议会放弃了许多在现在看来十分独断的特权，从而有了与O5鼎立的资本。这是O4议会在基金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崭露头角——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疑云未消：二十年的险境丛生
二十年代对于欧洲诸国来说，是欧洲列强们拍拍身上的尘土，扑灭残存战火的时代，对于民众来说，是宝贵的和平“黄金二十年代”，而对于基金会而言，这是他们紧锣密鼓地弥补几年前犯下的过错，并秘密地筹备下一步计划的时刻。而偏偏在这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的时候，意外不出所料的发生了——1928年，以Alpha-1“红右手”为首的部分特遣队先是神秘地从基金会的指挥系统中消失，随后又宣布脱离基金会，成立了此后几百年间，均作为基金会主要敌对威胁的混沌分裂者组织。此时基金会对于其真实叛变动机，仍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
1933年，早在沙皇俄国时代就被“不知名方式”（由于055本身特性）转移至当地收容的SCP-055，遭遇了五年前叛变基金会的Alpha-1“红右手”机动特遣队的突然袭击，Site-19很快失守。这次由混沌分裂者发起的袭击不同于以往的盲目、缺乏指向性——所有的袭击行动都针对着逆模因部：处于他们管理并研发下的设备被摧毁殆尽，相关人员不知所踪。但其中令O4议会十分不解的是，混沌分裂者此次的进攻并非为了夺取处于基金会收容下的异常项目，相反，他们在袭击过程中，明显有意的避开收容区域。最重要的一点是，被指派夺回Site-19站的特遣队直到事后第三天才抵达当地，然而却只受到了轻微的抵抗——混沌分裂者的部队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就匆忙逃窜而去，任由基金会的部队重新占据此地。
事态平息后，据相关部门统计，在这次袭击中，基金会处于逆模因部管理下的站点均遭受重创，逆模因部相关人员基本全部失踪，仅有的几名由于外勤事务恰好躲过袭击的部门人员，也在几周后遭遇混沌分裂者组织的刺杀。对于本次事件，O5议会大多认定这是一次“针对我方尖端科技部门的有组织袭击”，只是决定对其余基金会防御设施进行相关的完善与扩建，而对于由O4议会提出“由O4议会组织彻查内部可疑间谍人员”的议案，O5以“行动将引起基金会内不必要的混乱与不信任”为由进行了回绝。最后在双方共同妥协下，由O5成立了专案调查组，用于处理此事。
但是很明显，一战一事过后，O4已经丧失了对O5的大部分信任，所以在这次袭击事件的处理上，二者的观点发生激烈冲突后，O4议会决定秘密自行成立一个专案组——这件事无疑有着难以估量的风险。先不提一旦被O5发现后，将会引起的难以弥合的矛盾与分裂，甚至引爆内战的失败后果，在所有行动都要绕开O5的前提下，他们手头能调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正当他们苦于一切都寸步难行时，德波边境的广播给了他们一个既措手不及，又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德国军队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
命运并联：于全球的战火中共舞
戏剧帷幕拉开，欧洲战端又起。基金会又一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愈发团结紧密的“盟军超自然联盟”与轴心国集团所设置的异常研究部门的对抗中，O5议会再一次选择了“完全中立”的态度。在O4议会的持续数月的强烈要求下，O5们才不情愿地同意在亚洲，这片AOC力量投射较为薄弱的地区，展开了对“大日本帝国事务调查局”（IJAMEA）进行“疑似种族灭绝与人体实验行动”的相关调查与反制行动。
与此同时，在O5的目光被不情愿地转移到日本人身上后，O4议会利用与AOC部分人员的良好交情2成功得以深入东欧大陆，在当年逆模因部的坟墓上翻掘，试图找出那次袭击事件的真相。
在明暗两条线的行动上，基金会在这次大战中都不知不觉地偏向了AOC一侧，同盟国大方地将东亚战区的联合领导决策权交给了基金会，同时支持基金会在中国等地建立研究站点，为战后基金会进驻中国建立分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极度保守的O5议会也久违地提起了兴趣，开始主动提出在亚洲战场暗中进行干涉活动的议案。(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之所以AOC在亚洲地区的掌控力如此微弱,是因为IJAMEA战前在AOC内部的活动过程中，暗中收集了大量AOC在亚洲地区力量部署的相关资料，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AOC的人员设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此前刻意与其保持距离的基金会则未受波及，因此，在基金会进行干涉后，习惯于掌握全面情报优势的日本人遭到了前者势如破竹的打击。）
时间飞逝，转眼间已经来到了1945年的年初，轴心国大势已去，日本人在东亚作着殊死一搏。基金会和AOC在波尔多，这座解放不久的法国城市，与当初的那些“合作派3”进行了自一战决裂以来的首次会晤。但这场被称为帷幕外的“雅尔塔会议”却受制于二者愈发分歧的异常处理理念4，会上仅仅达成了一些战后合作与站点建设区域大致范围的划分（事实上，这些条例在之后也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相关的提案。因此在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面前，这次会议似乎不值一提：
——经过将近十年的调查后，O4议会派遣的人员向他们交出了一份“沉重”的调查结果：所谓“叛逃”的Alpha-1“红右手”特遣队，即使是在Site-19的袭击事件后，仍和O5议会的成员有频繁的交流，其中几次被暗中截获的指令，在其行动期限内均侦测到“红右手”与O5下达秘密指令的对应行动，由此基本可以证明，“红右手”并未叛逃，一系列的袭击行动都是O5自导自演的产物。虽然关于袭击事件的具体原因，那时的O4议会仍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但目前所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成为他们和O5讲条件的资本了。
光影置换：废墟上的风帆易主
长期以来，在基金会的权力机构中，O5议会与O4议会就像日与月，光与影。二者交相辉映，但主体一目了然。但随着二战的烽火平息，一切将要重新归于寂静之时，这一格局将迎来根本性的逆转。
事实上，这一权力地位的决定性转移，确是必然。即使O5议会并未自二十世纪伊始就昏招频出，“O4＞O5”这一现象也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在这一趋势的引导下，德国分部由于其悠久的实用主义和以技术人员为核心的传统而先行一步，而现在，是全基金会追赶上它的脚步的时候了。
1948年4月2日，在彻底打扫完帷幕外战场的残余后，O4议会提议，在Site–01召开了两个议会间的联合商讨会议。O4议会中除了一些高等级成员，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得以进入Site-01参与活动。会议前几天的日程都得以顺利进行，如果不是O4的成员在发言环节一直保持诡异的静默，或许监督者们真的会认为，这只是一场平常的决策会议罢了。4月9日，在议程表上最后一条“关于新兴组织GOC方面邀请参会的细节探讨”的话题结束后，将要起身离开座位的O5们却在此时发现，会场内所有来自O4的成员全部纹丝不动，好像会议还没有结束一样。
的确，会议也真的没有结束。O4的轮值主席Arte·Russell缓缓起身，告知了O5们最后一项会议事务——“讨论关于Alpha-1‘红右手’机动特遣队的踪迹报告”。O5众人先是听到“红右手”的名字后心头一紧，而后又摸不着头脑了：这支特遣队上一次出现在他们视野，早就是Site-19的那次袭击了，为什么现在要拿出来说呢？
事实证明，O5议会大错特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们正因在亚洲战区创下的丰功伟绩而无暇西顾时，O4们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虽然没有完成对其的追踪，但通过截获下来的O5指令和定点蹲守检测，已经足够支撑O4长期以来的猜想，即“红右手”叛逃是假，绕开伦理道德委员会，对O4隐瞒是真。
于是，百口莫辩的O5成员只得起身斥责以Arte为首的O4成员们，称他们“制造信任危机”“企图分裂基金会”，而Arte只是微笑地看着这位平日里高傲文雅的监督者，在后者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后，他才开口回应——过程十分轻松，毕竟在充分的事实面前，O5破碎的逻辑完全站不住脚。还不等下一位O5站起来继续，他便示意身边的Obsidian·Williams起身，拿出一叠文件，交给了时任的O5-1。后者接过文件，只看了几眼便抬眼盯着会议桌对面的O4们，并将文件交以其他O5传阅。
很快，O5的各位成员脸上都纷纷露出了恼怒之色——文件上赫然宣称，要求赋予O4议会与O5平等的决策权与投票权，如同西方政治体系下常见的两院制一样，让O4彻底摆脱最开始仅作为秘书机构的桎梏，转而与他们，长久以来基金会的统领者平起平坐。然而，纵使在他们心里，这份无异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案”再无法接受，文件上“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与“红右手”事件自知理亏的调查结果的巨大压力也让他们再也无法反抗，万般无奈下，也只得吞下从世纪初便由他们亲手种下结成的苦涩果实。
半小时的窃窃私语与眼神交流后，O5-1又接回了这份灼手的文件，开始了最后一次形式上仍由O5议会主导的表决：除05-13弃权外，其余十二位全部投了赞成票。O4议会也象征性地做了咨议性投票：247票赞成，无反对或弃权票。
一切的最后，当O5-1走出会场后，他们便愕然发现，文件里关于Site-01的安保条例改动已经执行，安保人员已经由伦理道德委员会的人员暂时替代，正在进行交接工作——一切的一切都表明，O5的时代结束了，连同那些陈旧的观念一起。基金会的航船虽不知接下来究竟要驶向何方，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他的舵手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
新序时期（1948-2003）
维罗纳会议：不欢而散的恋人
暗流涌动：逆模因部浴火重生
时间迈入六十年代，基金会面临的问题愈发棘手。帷幕内的冷战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向来由美国政府投资建设的基金会理所当然的被苏联人赶出了东欧大陆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中已经暴露的部分站点被迫进行转移，其中大多项目也被截获，转移至了正在继续搜寻基金会站点的格鲁乌-“P”部门（GRU Division “P”），苏联人自己的异常部门。
与此同时，SCP-CN-2807在Site-12所引发的事故也让正焦头烂额地与苏联人交涉的基金会不得不短暂地将视线转回西方，这个位于英国德文郡的站点上。由于O4极其看重关于项目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件事被加以高度重视。在关于处理这件事的会议上，也有人提出了“重建逆模因部5 ”的建议，于是，这一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毁灭近四十年的异常研究部门，再一次被推到了台面上——建议很快被采纳，并迅速进入了实行环节。
然而O4对“新逆模因部”职责范围的划定，却有着略微不同的想法：他们认为单纯的“逆模因”并不能完全概述在异常项目日益复杂的现状下“新逆模因部”应该做的事情。于是在1972年，一个崭新的异常研究部门应运而生——反概念部。而他们的第一任领导，正是在1948年的那次会议上，亲手递给时任O5-1那份文件的前Area-02主管，Obsidian·Williams。
过去的逆模因部终于褪去了满身伤痕，于当初的废墟中再度起身，以“反概念部”的身份继续在基金会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继续着自己的命运。